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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站在講台上的孫國英老師說，“任天水的反革命罪行不是偶然的，你們聽他交上來的作文，全是放毒：

    “老師說國慶二十四周年的節日快到了，讓我們寫作文。每逢佳節倍思親。我想啊想，我天天和爸爸媽媽在一起，我愛他們。但我長這麽大，還從來沒有見過爺爺奶奶、外婆外公。有一天，我問媽媽。媽媽說，爺爺奶奶在你生下來的時候就在鄉下去世了。我算了算，不是一九六一年嗎，怎麽死的呢？爸爸說我的兒子和我一樣，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爸爸難過地說，爺爺奶奶在鄉下沒飯吃餓死的。

    “我相信爸爸的話，學校總讓我們參加附近生產隊的憶苦思甜會，吃又苦又澀的野菜湯，我吃不下去，但一想到爺爺奶奶連野菜湯都吃不到，我一大碗就喝下去了。那麽外婆外公呢？爸爸媽媽不說話了。真是太奇怪了。夜裏聽見媽媽對爸爸說：我爸爸媽媽一去美國二十三年，也沒音信，恐怕難以生還。媽媽還哭了。

    “我明白了，外婆外公難以生還，是說他們也像爺爺奶奶一樣死了嗎？我才不信呢，我長大一定要去找他們，我們在十一國慶節團圓，這多好啊！”太陽的餘光使我身上的紫色布裙變得很淡，很柔和，跟這城市天氣最好時天空的顏色一樣。但我和丈夫臉上都像掛了一堵牆，家裏像無人似的安靜，隻有吹風機的嗚嗚聲在響。我剛洗過頭發。

    丈夫走了過來，說：“我來幫你。”他臉上的牆出現一扇打開的門，“我們好好談談，行嗎？”

    如果你一直是這種態度對我就好了。我把吹風機和梳子遞給他。

    他一邊吹我的頭發，一邊說，雜誌社剛開過會，傳達中宣部關於調整文藝方針的文件，要收縮了，糾正思想，報紙出版社雜誌社屬第一撥整頓。我拔掉電插頭，對他說：你有什麽話直講行不行？吹風機停了之後，房間是真的靜極了。

    那好，你別生氣。我看了你的，又沒經過你的同意。結局能不能改改？

    我用一條花手絹把披散在肩上的頭發束起來。

    你寫的那個班主任，她和任天水的父母在“文革”前有仇，任的母親在五十年代是特級教師，而她評不上。在“文革”最鬧騰時期她沒報複，是她身體不好，一直生病，而任的父母有海外關係，做人小心翼翼，甚至躲到偏遠的小鎮去。還有一個原因，長相平庸的女人嫉恨漂亮女人。這樣的安排以及心理都寫得很好。

    丈夫已坐在我對麵的沙發上，抽著煙，不讓我有插話的機會：“那句反標，絕非一個小學四年級學生所為，是有幕後黑手，受人教唆，當然是父母。對這樣的現行反革命嫌疑犯，公安局豈肯輕饒，迅速查出任天水的外婆外公一九四九年不是去了美國，而是逃到台灣。這樣的寫法也很有意思。”

    “你既然在談我的，那也得聽我說話。”

    “你先聽我說完，行嗎？”丈夫熄掉煙，“我是編輯，天天看的稿有一打，什麽樣的題材沒見過？但你是我的妻子，那就不一樣了。”

    “你不用說，我都懂。”我平靜地說。他心裏有氣，我幾天不理他，或許應說他有理由，“你不就是反對結局：任天水的父母被抓起來，關在學校頂樓的黑房子裏，讓小小的任天水去送飯。你別心裏有鬼，我不是寫你，盡管你父母也被關起來過，你也送過飯送過水，但你們一家人現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嗎？”真是好了傷疤忘了痛。

    “你這就明白了。”丈夫臉上終於出現了笑容，“請問，我天才的家，你的越寫越瘋狂，居然把你筆下的任天水父母置於一場大火中，甚至連送飯的任天水也不放過，他人小，力氣小，喊叫沒人應，打不爛鎖住的門，看著父母被火活活吞滅，而不逃走，情願自己也被火吞滅。這未免太殘酷了吧？”

    “‘文革’有比這更殘酷的事。”我說。

    “但不必照實去寫。你筆下的班主任孫國英，哦，你了不起，用了真名，現在爬上區教育局局長的位子。萬一上法庭，你有足夠證據？”

    同名的人多著呢？我感到自己根本不是丈夫的爭論對手。

    丈夫又笑了。“悠著點！傷痕文學題材早已過時。這篇文字略顯平實，無助你的文名。還是寫點輕靈淡雅的，詩意一些的。”他的手指敲著沙發，好像這樁事情已經不必多議似的。他轉了話題，“我還想早一天當父親。”

    我再也坐不住了，目光觸到桌上的銅貓，我把它拿在手裏，站起身來。

    丈夫看到我的臉色，許久沒吱聲。

    “行了行了，你寫你的，”丈夫懇切地說，“但至少答應我別直接點人名，把這個的結尾改得模糊一些，這起碼的要求總是可以做到的吧？”

    “不——”我冷靜地說，“我這篇不是作為藝術來欣賞的。最多不發表。但如果有雜誌膽子大不怕事，敢登，我就願意承擔後果。”丈夫沒再說話，我也沒說話。時間仿佛隔了一會兒，可能相距很長。我的手在銅貓的尾巴上移動，神思恍惚，我對丈夫說：我的銅貓像是被火燒過？

    “給你說了半天也等於零。成天火、火、火，有完沒完？不就你小時遇見過一場大火嗎？”

    “我遇見過一場大火？”我說，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麽知道？

    丈夫不以為然地說：“你小時住的那個地區發生過一場特大的火災，燒死了一對夫妻，好像還有一個孩子。我跟著救火隊跑了一個多小時，跑去看熱鬧。你手裏這個破爛就是我在那場火撲滅後拾到的。”

    “那是什麽時候？”我的聲音嘶啞而無力。

    “好像是一個國慶節，嗯，國慶節後吧。我記不得了。”丈夫起身，打了個嗬欠說，“今天看來說不通你，瞧著，我明天會接著說的，這是為你好。”他進了臥室。滿城的焰火，天空被描得色彩斑斕，一塊一塊，一團一團，江上的汽笛齊鳴，對岸港口綻開了所有的霓虹燈，解放碑也燈火輝煌，矗立在樓群之中。夜山城，毫無倦意地歡騰著，爆竹從小巷、街口炸入天空，射向黑暗，偶爾落下一些小禮物來，絢麗的光亮，不斷映出孩子們穿著新衣奔來奔去的身影。

    我無法入睡。我的眼前總晃過六指的模樣，已有好幾天不見他了。但我感覺到他似乎就在離我不遠的地方，隻要我去找他，我就可以見到他。

    清晨，我走出門。濃霧遮住了房屋、樹、街道，遠處的山巒更是白茫茫一片。我沿著石子鋪成的小路慢慢走入霧中。小路上灑滿了夜裏爆竹紙屑，厚厚的一層。

    寬的石階，窄的石階，上上下下，交叉迂回在低矮和高聳在山腰的房子之間，發黑的舊木板裂著縫，我小心翼翼，以免走偏了踩到路邊房子的屋頂。這時，我聽到了水聲，和江水拍打岸的聲音不同，潺潺的，像樂曲。順著水聲，我穿過橋，向上爬石梯。石梯右旁是峭岩，左邊長滿了粉紅色的夾竹桃，霧在朝山下退，退得很慢。

    六指好像在石梯頂端站著，如那個雨夜他向我招手一樣。

    霧散盡。我的辮子不知什麽時候鬆開了。霧氣濕透的頭發、衣裙滴著水珠。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處臨江靠半山腰的地方：一個大操場在路的下麵，一個小操場在路的上麵，成階梯狀。操場邊上大多是新蓋的四五層樓高的房子。我四下看了看，徑直朝小操場的台階走去。

    兩個籃球架在操場兩端，靠近圍牆的一端有個沙坑。這是一個學校？我繞過沙坑，沿著圍牆走，見一扇門，便推開，走了進去。

    大概是節日，學校放假，所以安靜極了，幾隻麻雀從屋簷飛出，幾乎擦著我的頭。我漫無目的地東張西望。在一座殘留著八個圓柱支撐的兩層樓的建築物前，我停了下來。被截斷的部分，木柱和磚有著比我的銅貓身上還深厚的黑印記，微風裏竟有一股嗆人的氣味。旁邊的泡桐樹齊腰，三個雙杠一個高低杠立在空地上，那麽單調。我走下長滿青苔的一排石階，湊近緊閉的門：裏麵黑黝黝的，似乎放了一些爛課桌椅凳和鋤頭掃帚之類的東西，灰塵沾了我一臉。

    “來呀，蘇菡。”我聽見六指的聲音。

    我走上這幢殘樓嘎吱響的木梯，停在欄杆前，順著聲音望去：站在江邊的六指，人影顯得很小，他手裏拿著一片潔淨的扁扁的小石塊，說：“來呀，蘇菡，你不是最喜歡打水漂，我們一起來玩！”

    我感到腳步沉重起來，我在朝誰走去？我在朝什麽地方走去？難道心是由於破碎了才那麽鮮亮？

    “你總是打得比我遠，漂出的聲音比我吹的笛子還好聽！”六指在說。

    我想朝他背轉過身，但我辦不到。

    接過他手心裏的小石片，我真真切切看清了：他的右手大拇指分叉出一個拇指，整個手掌黑乎乎的，燒焦了。石片一下從我手裏掉出，卻並未沉入江裏，而是在波浪上彈琴般跳躍著。濺起的水花像噴泉一樣漂亮。水模糊了我的雙眼，我看不清，隻感覺到石片仍在一點點彈遠，然後，飛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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