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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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碗櫃裏取出坦平的土碗,我將兩個包子放在裏麵,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紙揭去。碗櫃上有碗稀飯,我又渴又餓,端起稀飯,稀裏呼嚕一陣,統統灌下肚子。

    父親進屋來,我拉亮電燈,雖然光線昏黃,但房裏的床、桌子、五屜櫃比先前清晰多了。

    “爸爸,你和媽媽的。”我把裝包子的碗遞給父親。

    “你呢?”父親沒拿。

    “我已經吃了一個,這兩個是你們的。”

    “你連撒謊都不會,五角錢哪能買三個這麽大的肉包子?”父親說,“你喜歡吃,你就吃吧。”

    正說著,母親端著碗筷進來,把筷子插入牆上的竹簍裏。“六六,一早你就沒影了。也不幫媽舉杆杆晾衣服。人一大就不聽媽的話。也是,竹子都靠不到,還能靠筍子?養這麽多兒女,一個不如一個。”她越說聲音越不耐煩。

    我說,媽媽你別念叨我了,我有你最喜歡吃的東西呢。

    母親也看到碗裏的肉包,果然十分高興,竟然忘了問買包子的錢是哪來的。“買這麽貴的東西做啥子,你去哪兒了?”

    我說,我去石橋了。

    她拿起裝包子的碗,想起什麽似的,問我在石橋哪家館子買的?

    我說,當然是水館子,每個人都說那兒的肉包子肉餃子好。真是人多得很,還排隊。

    我的話未說完,母親手一甩,把碗撂回櫃上。她扶住繃子床的柱頭,幹嘔起來。“水館子的包子。”母親惡心地搖頭,她接過我遞上去的濕毛巾,拿在手裏坐在床沿上。

    “你這人太疑心了點。”父親不快地說。

    “哪是疑心?”母親說,“那是啥子年?”

    從母親不太連貫的話語裏,我聽出了個大概:災荒年水館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爛做的餡。吃了包子的人還想吃,這才生意紅火,就像現在火鍋店裏的人,往湯料裏放大麻根、罌粟稈一樣。當年有人發現餡肉裏有手指甲,告發了。公安局把開館子的夫妻給逮了,館子給抄了閉了,好多年,店才重新開張,歸了街道合作企業。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親說。

    “那陣子肉多稀罕,可水館子的肉從哪兒搞來的?而且鮮得要命,比味精還鮮。說沒證據,也有證據。”母親說和她在一起抬了一兩年石頭的聯手,聯手三歲的娃娃也是那陣子失蹤,連個影也找不到。聯手最先一說起淚就吧嗒吧嗒地掉,後來不哭了,就跳進中學街操場壩那口古井。屍體爛在井裏發臭才被發現。那口井也就封蓋起來。母親說這個聯手最好,在一起抬杠子,從不把繩子往母親那頭移。

    “你小聲點行不行?”父親正色道,“六六買的包子,她都舍不得吃,你不吃就算了,讓她也不敢吃,還盡扯些無根無據的事做啥子?”父親跨出門檻,到堂屋去了。

    母親的聲音一下子提高了:“小聲點,小聲點,犯得著嗎?反正我老了,不怕。”房間裏沒有父親,母親的聲音降了下來。

    我盯著櫃上裝有包子的土碗,那饑餓年代的傳說,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著害怕,但我的生日就變得沒意思極了。我從母親旁邊擦身走過,拉開五屜櫃左邊第一個抽屜。

    “你在找啥子?”母親注意到我毛手毛腳。

    “信。”我手不停,翻檢針線盒、剪刀、紐扣、梳子,恨不得把整個抽屜端出來,倒在地上翻個通快。“大姐的信呢?”我問。

    母親說不在那裏。她扳起枕頭摸摸,一支小巧的口琴從枕頭裏滑出。我伸手去拿,母親一把擋開,樣子不是很凶,卻有點出乎我意外。母親怎會有這東西?看上去是什麽心肝寶貝似的,而且她犯不著對我如此。我從小沒有玩過任何樂器,不管哪件樂器都不會,玩具,也隻玩過一個母親手做的布娃娃。

    “哦,我忘了,肯定早晨洗衣服給洗掉了。”

    母親說,她好像在掩蓋什麽事。我想她是故意的,並且不讓我看大姐的信。大姐一定告訴母親一些事,母親生氣,當即就把信撕了。

    “我不相信。”我說。

    “你今天吃了火藥,老跟我頂嘴?”

    “大姐已經回來了,今天早上有人看見的。”

    “看見就看見的,她愛回哪回哪去,隻要別邁進我這個門檻,我就謝天謝地了。”母親的臉垮下來,一聽說大姐回來,母親全沒了平日盼望的勁。

    母親又開始罵大姐是個惹事禍害蟲,不爭氣,從不聽她的話。跳樓、退學、嫁人,哪一樣事大姐問過她?要不也不會落到今天這步。“六六,”母親看著我,“你小小年紀也不聽媽的。”

    我說,“我哪點不聽你的?我已經不是一個小孩,起碼,我連選舉權被選舉權都有了。”這話絲毫沒能達到提示母親今天是我生日的目的,反而使她情緒更壞。

    “喲,還知道選舉權?”母親用嘲笑的腔調說,“誰要我就給他,哪年選舉不是服從規定就一個格子畫圈?教訓我們:字都認不得,還要民主?”

    我幾乎要叫起來,媽媽,今天是我生日,你怎麽會記不得?

    潛意識中,我已經感覺到了這個生日不是一串數字中的一個,而是一溜兒不準逆轉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個,數過去,就會觸到許多不可知的禁忌。我本能地恐慌起來,想哀求母親抓緊我。這根維係著我和命運之間的繩子,是個定時炸彈的導火線,在一點點閃出幽藍的火花,我感覺我已經準備跨出這一步,今天,就在這刻,我必須向母親點明。

    我走到門檻邊,身體靠住木門。木門在半閉半合中承受我身體的重量,悠慢地吱咯響。我索性把門關嚴,我內心怕得要命,費了好大勁才穩住自己。然後,直撞進題目中去:

    “你女兒即使被人劃了臉盤子、鏹水潑毀了容、強奸殺死了,你也不會哭第二聲。”

    “啥子意思?”母親厲聲問。

    “有個男的總跟著我。”

    母親忽地一下站起,走過來,她用手摸我額頭上沁出的汗珠,“有這種事?”她盯著我的眼睛。

    我故意扭過臉去說:“我在撒謊,你就這樣想好了。”

    “我就曉得你這個人。你不搞得我不舒服,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她嘴裏這麽說著,眼睛還是沒離開我身上,忽然她推開我,拉開門衝了出去。

    大約十來分鍾,母親回來了,喘著氣,對坐在桌旁的我說:“我就曉得你在撒謊,啥子人也沒有嘛。”她喘定了氣,接著問:“這男的像啥樣子?有多久了?你啷個不早給媽說?”

    看到母親是真著急了,我也害怕起來:“好久了……不止一次。”

    我說那跟蹤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頭,也不是涎臉涎皮的騷老頭,是比這兩種人都還危險的一個中年人。我沒正正麵麵看清過,要看清了,也不值得給你說了。我最後一句話,是有意氣母親的。

    “啪”的一聲,母親把房間裏的電燈關了,火氣旺旺地吼道:“去,去,滾到閣樓上去。”

    我一步跨出房間,把房門摔上。

    我在堂屋站了一會兒,憋著氣上了閣樓。

    2

    想著母親一個人坐在黯淡的樓下屋子裏,我拿著書本,一個字也看不進去,不知她心裏在翻騰著什麽。我伸過手去按單放機的鍵,它像一個小搓衣板,是四姐和德華幾個月省吃儉用買的最便宜貨。我們走路都異常小心,怕碰翻桌子摔壞了這個全家共享的寶物。

    “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來,來,來,喝完了這杯再說吧,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這首半個世紀前在這座山城被唱得爛熟俗氣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絕對黃色的禁歌,直到這一二年才從革命歌曲的重圍中又冒了出來,帶著古怪的誘惑味。以前聽,多少能使心緒改變些,但這個下午一兩點鍾,卻讓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閣樓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長這麽大,我是頭一回如此牽掛著母親,於是我關掉音樂,下了樓。

    母親不在屋子裏。奇怪,她上哪兒了呢?

    父親正蹲在院外空壩上,滿手黑乎乎,捏打著煤渣餅團。

    父親若不是特別需要,誰去主動打幫手,他會不高興。母親相反,她經常故意不叫,考驗我們做兒女的,誰最勤快,誰最與她貼心。

    院裏院外都沒母親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門檻前愣著,有人在我身後叫:

    “六六。”

    我順聲回頭,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門。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說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慶來了。我這麽一走神,就聽見大姐不耐煩地喊:“六六,你耳朵聾了?”

    3

    大姐用水洗過臉,“啷個家裏一個人也沒有?”她邊問,邊拉開五屜櫃抽屜,取出一把斷了齒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個小圓鏡。她吹了吹上麵的灰,對著小鏡子梳一頭亂糟糟剛燙過的頭發。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沒大變化,臉圓了一點,身子豐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靈動跳躍。

    “爸爸不在家嗎,我不在家,怎麽說沒人?”

    “喲,說不得了,”大姐臉上有了笑容,“幺妹,你書比我讀得多。”

    我忘了母親不願拿給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麵。“我沒一樣事順心。”大姐說著,接下來必定又是她那套離婚經,該怎麽辦?

    我趕緊接過她的話,說:我知道你早就回來了,何必搞得怪裏怪氣的?

    她笑著說,她就是不先回這個家。她到以前一起下鄉的朋友家去串門,就是要讓母親曉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麽似的,“哦,媽呢?啷個不見她?”

    她的問題正是我的問題。我說中午母親還在,後來我下樓母親就不知到哪兒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說:“不管媽,媽準是過江去城中心看二姐,媽心疼二姐,心裏沒有我們這幾個兒女。”

    二姐運氣比我們哪個都好,讀的師範,1969年上山下鄉,師範學校的學生可以不去,免了受當知青的罪。分配時兩個有門路的人互鬥,僵持不下,讓她這種本應分到鄉村小學的人拾了個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學,搖身一變成了城中心人。生了個兒子,又生個兒子,丈夫對她也好。

    “餓死了!餓死了!”大姐像帶股氣似的叫,翻鍋碗,打開碗櫃,發現兩個肉包,一手一個,吃將起來。“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鍾就吃完,用手帕擦手。

    “幺妹,”大姐突然問,“你啷個臉色死人一張,難看得很。”昏黃的燈光下每張臉都一個顏色。畢竟是我大姐,許久不見,照樣能感覺出來。“是不是我一個人把包子吃了,我以為是剩的呢。”

    “你真會說話,肉包子會剩?”我說完這話就一聲不吭了。父親和我舍不得吃,母親和我還為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裏雖排行老大,卻像最小。母親說她比家裏哪個孩子都會來事,發“人來瘋”,一點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對的,母親到二姐那兒去了。二姐性格溫柔,做家裏事做教師都細心認真,對母親算得上孝順,即使和母親扯皮,也是氣在心頭,不會像我們這三個姐妹那麽頂嘴對吵。二姐已經不住在家裏,她不時過來看父母,母親有時也過江去看她。今天,母親不留在家裏,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聲音很高地喊道。本來這句話是準備對母親嚷出來的。“媽媽都忘了,她從來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個不早說?”大姐最會裝巧賣乖,“幺妹,你該早點說嘛。這包子肯定是你過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給母親說起好話來,“媽不是忘了,不準那麽想。媽可能記錯日子了,嗯,她記舊曆。”

    “不管舊曆新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這麽說,心裏想你們記得也會一樣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無所謂,像母親說的,讓我活著就不錯了。

    “大姐給你賠小心。來,我給你梳個頭發,換一種紮法。你看我的頭燙得還行吧,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頭,也不像那種小縣份土裏土氣的。跟你說吧,是大姐我自己燙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關掉燈,把我拉到堂屋,讓我坐在一個小板凳上。堂屋光線好多了。對門鄰居程光頭的老母親坐在她家門前,背靠牆,眼睛眯著。

    “大姑娘了,要愛漂亮。來,頭仰起,梳個獨辮子,兩邊亂發往後攏,讓頭頸和耳朵露出,讓你左臉邊的痣現出來。臉上有顆痣,吉星高照,厄運全消,不會像你大姐這麽命苦。”

    她從我身後走到我麵前,看看,讓我坐著不要動。

    一分鍾左右,她從屋裏回到堂屋,把我長短不一的劉海梳了梳,剪齊,又把小圓鏡遞過來。我朝自己舉起鏡子,站了起來。鏡子裏我的辮子已變成一根,這麽一來,真有不少變化。我注意到,因為發式改變,臉頰和脖子顯了出來,我第一次喜歡起自己的模樣,高興起來。但我不想讓大姐得意,臉上表情平淡。

    “啷個樣嘛?喜歡不喜歡,吭一聲。”大姐這天也一反常態,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討我個好。

    “黃皮瘦臉一張,再打扮也是個醜樣,一看就是受你欺負的。”我把鏡子還給她。

    “好,好,幺妹,今天你生日,幾歲了?”

    “62年生的,幾歲嘛?”

    “十八歲,我的老天爺!我還以為你隻有十五六歲呢。幺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會給你帶個禮物。”

    我鼻子裏哼了聲,心裏還是有些熱,禮物她是不會送的,能這麽說,就跟別人不一樣了。

    “十八歲嘛,算一個大生日。這樣,你今天要我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願意。”她說得真切,很誠懇。

    “此話當真?”

    “當真。我要騙人,可以騙的多著呢,還會騙自家幺妹?”

    我想了想,說:“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邊走走。”

    她笑了:“你那麽一本正經,我還以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沒問題,我陪你去。”

    4

    我倆出了院子,下著石階,往江邊走。

    我必須弄清,或至少明白一點點從小就盤繞在心頭眾多的謎團和陰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麽,但都不肯告訴我,他們在有意組成一個巨大的陰謀,我就這麽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許人人都落在別人“不言”的囚籠裏,別人不說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決定把一切拋開,高考複習這種所謂的第一大事也擱在一旁,得問個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這麽十幾年!

    我慶幸自己還未完全喪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認準了她。她比我大十六歲,生在我前頭十六年,對我負有推卸不掉的責任,肯定有些事與她有關。是命運讓她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來,解答我的疑問。

    大姐是唯一不與家裏其他妹妹弟弟抱團結夥的人。她和母親不停息地吵鬧,吵得最厲害時,眼裏充滿了怨恨,或許這是因為她在眾多兄妹中獨享寵愛,才會如此撒嬌。1969年**將鬧遍天下革命的紅衛兵,解散到農村邊疆廣闊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響應號召下鄉,她是全國第一撥下農村的知識青年,比別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農村待了九年才到四川邊界一個山區的煤礦當工人。

    她在十八歲衛校快畢業的一刻,與一個男生在校外散步。團支部書記批評了她,學校紀律不允許談戀愛。她說耍男朋友又怎麽樣?大吵之中,兩個人同時動了手。她一人受到處罰,不讓她參加元旦表演節目。她氣得說跳就從兩層樓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進了醫院,被記過,因此“曆史有汙點”。她不願寫檢查,卻直接去找校長。校長不主持個理,她將學生證朝校長當頭丟去,退了學回家。

    街道辦事處的幹部動員她說:“長江三峽美如神話,巫山河裏的魚像桶那麽粗,煤用手帕包都不會黑。那是個好地方啊!”她相信了,偷了家裏的戶口本,注銷了城市戶口,她想與懲罰她的同學老師比比哪個最革命?

    父親說他走船去過巫山,那裏的情況完全不是幹部們說的那麽一回事,苦得很,父親不準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戶口重新上回去,她罵父親在造謠,是反革命。父親哭了。母親哭著去街道辦事處求情,被狠批了一頓,說你反對女兒去農村,就是破壞上山下鄉運動,你應該曉得擔當啥子罪名,走遍全國,也沒有人敢給她把已經下掉的城市戶口上回去。母親被嚇壞了,眼睜睜看著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學笑她是傻瓜,母親罵她無法無天。

    而我總懷疑大姐有什麽理由,急於離開這個家,她不想屬於這裏。

    她見到我話特別多,話裏有話,真真假假,像逗我似的,從小如此。有時,她臉上表情豐富到誇張的地步。如果不這樣,當她在江邊洗衣服,濃密的黑發盤上高高的額頭,看上去她還真漂亮,不止一人說過她的眉和嘴像年輕時的母親。她的麵相,還有高挑豐腴的身材,不同於家裏其他姐妹兄弟。重慶女人小巧玲瓏,秀麗,沾了重慶山水雨霧地氣,性格陰柔。我大姐性格卻像男子,剛烈而火暴,敢動嘴,也敢動手,甚至用刀卡住第一個前夫的脖子,逼他簽字同意離婚。

    她做什麽事都不想,先做了再說,做糟了,不屑於收拾,讓別人去著急。她在鄉下時,巫山縣城一個算命八字先生說她命帶血腥氣,走盤陀運,吉凶難卜,四十歲左右若能躲過一次大劫,才可血順氣返歸正路。

    “說不信命還是得信,我四十歲左右肯定要出事,還是老實點過吧!”這是大姐幾年來老掛在嘴邊的話。

    不過今天她的話不一樣,她比我落後幾級石階,朗聲罵道:“我今年滿三十四,按那老該死的算命先生說的,我隻有幾年可活,幹嗎小小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會發生什麽!”

    我轉過身,盯著大姐,劈頭蓋臉就說:

    “你們有事瞞著我!大姐,你得告訴我!”

    她沒聽到似的,急急往下走。我跟著她,不肯落下一步。沒有房屋和樹遮擋的江麵,有兩個人在遊泳。嘉陵江水較清,與濃黃的長江水在朝天門匯合,中間像有條彎扭的線分開兩江水,在我們這山坡前,就全是長江的濃黃湍急了。我又重複了一句。

    “告訴你啥子?”大姐不當一回事地說。

    “你剛才可許過願的,說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願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問:“你今天是怎麽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沒說話,等她說話。她嘻裏哈哈一陣笑,“我許了願,就當然照辦。但你太正兒八經了,好說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來一趟,你和我就這樣走走,看看船,望望風景不好嗎?如果你願意,我就陪你過江去城裏玩,看場電影。”

    “我是認真的,你得告訴我!”我不理她的茬兒,同時,我感到絕望。江上一聲高於一聲的汽笛相互交錯,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隻是這個下午,但就這個下午,我的感覺是如此強烈。在我聽來,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樣的,仿佛上麵附有一個受傷的靈魂,在訴說自己的命運,令我不寒而栗。於是,我衝著大姐喊叫起來:

    “你是知道的,對不對?你們一直都不想讓我知道一丁點,你們一直都在騙我。不管怎麽樣,大姐,你得告訴我!”

    大姐無動於衷笑眯眯看著我。我的喊叫變成了哀求,聲音低得隻有我和她兩人聽得見。

    大姐收起笑容,說:“好吧,你想知道什麽?”

    “到底為什麽父親會視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後,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決不相信那種說法。”

    大姐問我,哪種說法?

    我說,父親單位勞資科說是“梅毒後遺症”,還有院子裏的人也含沙射影地罵過。

    “哪個雜皮、梭葉子、爛娼婦敢亂說!”大姐吼了起來。

    我趕緊掩住她的嘴,我們離住房區並不太遠,她這樣大聲嚷,會有人聽見。大姐狠罵著,轉頭奔下又濕又滑的石階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難受。她忽然閃進一個暗黑的山岩窪口,撲地跪下,朝石壁磕頭。

    “你也來給菩薩磕三個頭!”她吼我。

    “這是什麽菩薩?”我猶猶豫豫走進黑暗中。

    “江邊白衣觀音,”她說,“‘文化大革命’中砸爛,你沒見過。最近剛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來。快讓觀音保佑全家。”

    難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隻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幾拜。大姐又摸到潮濕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頭喝了下去。她讓我去喝。我想起我們院子牆後從坡上無數家流下來腥臭的陽溝水,連聲說“不”。大姐彎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邊,水從她手指縫裏一滴一滴地漏著。“菩薩水,香的,治百病。”她認真而強硬地說。

    我隻得張開嘴,順從地喝下去,果真是清涼的泉水。“好了,”我說,“大姐,你也彎酸磨蹭夠了,現在該可以開始說了吧?”

    “說什麽?”大姐卻反問我。

    倒給她問準了。我想知道什麽?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麽知道大姐知道什麽?

    等了一會兒,大姐說:“好吧,我講給你聽,關於我的身世,我隻知道我的身世,其他事我可不知道。你還得答應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們在礁石邊坐下,麵朝著翻卷出一片旋渦的急湍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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