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剛才的清田哲也那些人一樣，汪直的提議令呂宋助左衛門聽得怦然心動：自己從事的這個稻米買賣，無論是收購，還是販運，都要通過諸多大名領地，一路層層關卡打點下來，幾乎占到了利潤的一大半。如果能擁有大片田地和農夫，替自己耕田種地，產下糧米來賣，就不用受製於人，當然是最好不過。而且，那些農夫都是明國的俘虜，並非雇農，大概也不用跟他們分成，甚至不用給他們付工錢，成本無疑大大地降低……

    可是，他的心中隨即又擔憂了起來：日出之國的土地，幾乎全部屬於公家、寺院、領主和武士，平民擁有的土地少之又少，更沒有哪位商人能擁有大片的土地。幕府將軍義輝殿下，還有諸國大名、領主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武士，能否樂意看到自己一個卑賤的商人擁有那麽大片的土地？而且，那數以萬計的被俘兵士，能否乖乖地聽命於自己，老老實實地耕田種地？

    看到呂宋助左衛門也和和剛才的清田哲也一樣，臉上陰晴不定，顯然心中正在猶豫不決，汪直說道：“這次討伐逆賊三好長慶，和往常有所不同，出兵幫助義輝殿下平叛的，不是哪位大名、領主，而是我大明天朝義師；我大明天朝義師又不會賴在貴國不走，義輝殿下就不必拿出大量土地來賞賜有功之臣。可是，我大明此次出兵幫助義輝殿下平定叛亂，耗費國帑數百萬兩白銀，這筆軍費開支即便不要義輝殿下來承擔，他總要給天朝奉送一筆謝儀，用以賞賜天朝義師數萬浴血奮戰的將士吧？可是，以幕府的財力，他怎能拿得出這筆錢來？再加上京都毀於連年戰火之中，亟待重修，所需銀錢又從哪裏來？所以，義輝殿下並不反對汪某提出的變賣土地一事。可是，放眼整個日本，能掏得出巨萬銀錢來購買那些土地的人，除了堺港諸商，別無他人。而其他各座商人買了土地去，也沒有什麽用處，我便想起了你呂宋助左衛門先生！”

    汪直說的這一番話和剛才那樣虛張聲勢恐嚇呂宋助左衛門之時有所不同，大致說的都是實情，幕府將軍足利義輝眼下的確急需銀錢來“答謝”天朝義師和整修毀於戰火之中的京都。但是，其中還有一些更為重要的原因，他卻並未給呂宋助左衛門講明——足利義輝之所以會同意將土地賣給卑賤的商人，還是因為早在九州之時，中朝聯軍的參謀長徐渭就一直給足利義輝講授天朝曆史，重點講解了周分天下、導致戰國群雄紛爭不休，漢朝“六國之亂”，唐朝藩鎮割據等等華夏曆史上因為分封諸侯而導致天下大亂、君主大權旁落的曆史教訓，唯一隱去的隻是大明太祖高皇帝分封諸王以為藩籬，卻引發了靖難之役那一段曆史，告誡足利義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想要避免日後再落得被那些野心勃勃的大名、領主以下克上的悲慘命運，必須對諸藩大名有所限製，比如說，可以趁著天朝義師還駐留日本，挾平定逆賊三好長慶的大勝之威，嚐試效法漢朝實行“推恩令”，清查天下田畝、重新劃分諸國領地，將現有的七十多國再進行分割，劃分為更多的國家，避免再冒出象以前那些占據百萬石領地、擁兵數萬，動輒便要率軍上洛、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強藩大名。汪直也從旁搭腔，給足利義輝灌輸了不少“店大欺客、奴大欺主”的道理，勸他將這一次討伐逆賊三好長慶所得到的土地不要全部賞賜給手下的大名、領主，而是將其中大部分收歸幕府所有，設立莊園，以增加幕府的收入；分出一少部分賣給商人，一來可以很快就得到大量銀錢，二來商人唯利是圖，一心專注於做生意賺錢，對其他的事情都缺乏興趣，就算是占有大片土地，也不會威脅到幕府的權勢，更沒有野心逐鹿中原、問鼎天下。

    他們這麽做，當然還是出於大明王朝“分化瓦解、鋤強扶弱”的總體禦倭方略——當年在南京紫禁城的東暖閣，大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明嘉靖帝朱厚熜曾經向自己最寵信的兩位禦前辦公廳秘書高拱和張居正透露了自己對於倭國平息戰亂之後日漸崛起、可能會侵略中華的深切擔憂。由於當時朱厚熜並未要求高、張二人強調要謹守秘密，而後呂芳又將此事“泄露”給了內閣首輔嚴嵩，其中要害內容便在大明官場不脛而走，甚至分別傳到了遠在南洋的大明遠征軍和遠在倭國的大明鎮撫司日本情報網諸人的耳中。前年秋天，徐渭、汪直兩人分別從南洋和倭國回國，朱厚熜慧眼識英，讓他們仔細謀劃大明王朝在取得伐倭之役勝利之後的製馭倭人之法，又當麵袒露了自己的擔憂。這些年來，皇上屢屢夢得神授，不是得到犀利無比的火器、巧奪天工的機械，便是從芸芸眾生之中尋覓到治國安邦的能臣良將，徐渭和汪直兩人都是其中之一，誰能懷疑這一次的天人示警？加之他們二人一個是賣畫為生的落拓書生，因受皇上垂愛，加開製科取士，才得以中式出仕，成為軍中風雲人物；另一個更為神奇，原本幹犯禁海國法、被視為“海寇”，有家不能回；後來皇上廢弛海禁，並給他報效國家的機會，如今已成為了大明鎮撫司的高官、皇上的心腹；可以說都蒙皇上再造之恩，自然要殫精竭慮，為君分憂，便根據倭國的曆史和現狀，想出了這個分割天下、以倭製倭的辦法。朱厚熜對此大加讚賞，卻不便於明發上諭，頒旨允行，就密令中朝聯軍依照這一方略施行。此次率軍遠征倭國的中朝聯軍正副司令俞大猷和戚繼光，乃至軍中諸多高級將領，也和徐渭、汪直一樣，都是深受浩蕩皇恩之人，當然要謹遵聖諭，為大明王朝永鎮倭奴，使其不敢再生反側之心盡一份力量。比如說，這一次隨同汪直前來堺港的禁軍第二軍第三師師長、昔日大明遠征軍陸戰一師師長曹聞道，早在率軍前來堺港之前，就對汪直說道：“汪老弟，我老曹是個粗人，也從來沒有和商人打過交道，這一次去堺港，你說怎麽幹就怎麽幹，我和弟兄們全聽你的。”到了堺港之後，還主動把自己的帥帳讓了出來給汪直接見堺港各座代表，結結實實地把那些堺港頭麵商人嚇了個夠嗆……

    至於那些倭人戰俘，此時已經成為了中朝聯軍的一大包袱：殺又不能殺——天朝義師當然不能做出虐殺降卒的不義之舉；放也不能輕易放掉——三好氏世代經營的老巢紀伊已被確定作為中朝聯軍威懾倭國近畿的基地，豈能將那些倭人戰俘放虎歸山，任其成為擾亂地方治安、甚至聚眾對抗天朝的致亂之源？還能提防著幕府將軍足利義輝時常打那些戰俘的主意——足利義輝已經不止一次地在俞大猷、戚繼光等人麵前流露出想把那些倭人戰俘收歸自己所有，作為自己的親兵的意思。俞大猷、戚繼光等人每每都是打個馬虎眼搪塞過去，心中暗罵那個倭奴最大的酋首好不識趣，這怎麽能行！倭國之所以戰亂不休，皆因以天皇為首的公家政權被以幕府將軍為首的武家政權所架空；而“應仁之亂”後的這些年來，幕府日漸式微，無力掌控天下，這才形成了“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的混亂局麵。如果幕府將軍擁有自己的軍隊，再加上他武家第一人的號召力，隻怕自己便要統一倭國，用不著那些強藩大名來率軍上洛、號令天下……

    盡管足利義輝生性懦弱，但是這一次被逆賊三好長慶趕出京都、放逐山野的教訓實在太慘痛，痛定思痛，也認為再也不能放任諸藩大名、領主日漸坐大，以致威脅到室町幕府和自己本人的生死存亡，就被徐渭、汪直等人煽呼的動了心，一方麵派遣使者出使大明，進貢方物，答謝天朝義助自己平定叛亂、還政京都的浩蕩天恩，並懇請天朝準允大軍再駐留日本一段時日，震懾諸藩大名，以幫助自己完成分封諸侯的大計；另一方麵，接受了汪直的建議，讓他在堺港商人中尋找願意購買天朝義師剛剛奪回的紀伊三好氏的領地之人，好籌措銀錢，用以整修京都並償付天朝義師駐紮日本的費用開銷……

    汪直欣然領命，一到堺港就迫不及待地行動了起來。不過，在各座諸多商人之中，他之所以會選擇將土地賣給米商呂宋助左衛門，當然不隻是因為別的商人買來土地也沒有多少用處，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在當今的倭國，糧食可謂是一大戰略物資，產糧地的大名、領主要靠賣出糧食來擴充軍備；缺糧地方的大名、領主卻要購入糧食來養活家中武士。掌握了糧食買賣，就等於攥住了絕大多數大名、領主的命根子；二來中朝聯軍數萬大軍預定要駐紮倭國幾年，軍需糧秣也不能完全仰仗國內海運，若是能在倭國就地解決，不但可以節省巨額運費開銷，也不會再給朝廷那幫拘泥於太祖“三十不征國”遺訓的清流官員攻訐皇上“好大喜功、靡費國帑”的口實，豈不是兩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