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某月某日，正是陽光明媚的日子。因為是初冬，雪已經全部消融完畢，雲台山也對外開放了，開始接納四方遊客。四人乘座一輛銀灰色的別克小矯車，歡欣鼓舞，一路而來。車子是老耿公司的車。大雪過後晴朗的天空格外藍，輕風徐徐，紅彤彤的陽光肆意地照耀著大地，毫不吝嗇地把熱量傾灑給地球。遠遠望去，太行山泛出金黃金黃的光，在藍天的映襯下格外美麗。雖然是冬天，但雲台大道上仍然車水馬龍，熱鬧非凡，外地車輛夾雜其間，絡繹不絕。雲台山像一位婷婷少女，笑逐顏開，喜迎八方遊客。看著就到山下了，其實還有三十公裏呢。“望山跑死馬”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看著很近，其實還遠著呢。不過駕車就不一樣了，三十公裏也就是說說話的功夫。

    四個人在車上，話題仍不離昨天，興趣一點也不減。車軲轆一轉，話匣子就打開了。看著車外的風景，孔子深有感觸地說，昨天聽耿老師所談人體和社會的對照關係，使我感受頗深。喜歡吃什麽也不能多吃，不喜歡吃什麽也不能不吃。人們都讚美君子，所以就崇尚君子，導致的結果卻是偽君子一大堆；人們不喜歡小人，人人憎惡小人，但小人卻滿世界飛，社會照樣出毛病呀。這好像是進入了一個邏輯悖論。

    高文化接過話茬說，其實這屬於陽極轉陰的緣故。極力對君子的讚美，目的是想讓人們都去做君子，但你想想那可能嗎？人人都是君子了，沒小人了社會還會發展嗎？老子說過，“反者道之動。”也是這個道理。人可以不管這些，但道是要管的，你違背了道就得受道的懲罰，相當於把社會推向了負的一麵。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兩手都要抓，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法治，教育不是萬能的，法治也治不了百病，兩手結合起來才能使社會健康發展。注意，我不說長治久安，隻說健康發展。為什麽呢？長，總有個頭；久，總有個結束，所以健康發展才是硬道理。幾個人聽了都哈哈大笑。老耿開玩笑說，你快趕上做政府工作報告了。

    笑過之後，高文化接著說，其實你們發現了沒有，崇君子貶小人這也沒有錯，就好比老耿說的，喜歡吃什麽沒錯，錯就錯在無節製地吃就錯了，就把身體吃壞了。根本問題在哪兒呢？高文化說到這兒停了一下，見沒人回答，接著就說，關鍵是樹立了一個“聖人”的牌位，這是問題的根源。你們知道這股“崇君子貶小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之風來自哪裏？就來自儒家思想。

    孔子一聽，壞了，這小子怎麽又開始對儒家思想開炮了，真後悔自己提什麽人體和社會的話題，真想跟他自報家門，讓他別再說了，自己正反省呢？但急也沒用，高文化不知情，他說的還正起勁。就聽高文化繼續說道，我對《周易》做了一個統計，在五千字的篇幅裏，其中君子出現的次數是14次，小人出現的次數是10次，大人出現的次數是12次，天子出現的次數是1次，聖人出現的次數是0。這說明了什麽問題呢。一是體現了“易為君子謀”的道理，因為大人和君子的次數加起來是小人的2.6倍。二是說明周文王時代社會已經在道德層麵開始教化民眾，道德已經是社會的一種約束力量，“以德治國”就來自周時代。那時不叫以德治國，那時稱為“以德配天，明德慎罰。”也可以稱之為是周時代統治階級的治國理念和法律指導思想，含有濃重的“君權神授”思想和“重德輕罰”管理觀念。“君權神授”和“重德輕罰”結合起來也是一個完美的組合，但是它的基礎是“君權神授”思想，也就是說不能讓人產生疑心。當人們不再相信“君權神授”時，“重德輕罰”的大廈就會崩塌瓦解，代之而起的就必須是以法治的基石打造起來的公德殿堂。周時代是不是就沒有人懷疑“君權神授”思想呢？不是，後來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很能說明問題，但是，恰恰被後起的儒家思想一束再束，“君權神授”就像個病秧子，更像個扶不起來的阿鬥，被儒家思想這個“諸葛亮”扶持著，跌跌撞撞一路走來。可以想向我中華民族的那個可憐樣，會讓人多麽痛心。

    高文化說到這裏，大家仍是一言不發，三個人各有各的心思，高文化才不管他呢，說就說個痛快。高文化也真猜不出三個人的心思是什麽，他也不會去猜，如果是老耿肯定又要說半截留半截了。但高文化不會，當然可以理解成高文化還是年青吧。高文化繼續他的理論闡述。

    我這裏把儒家思想和《周易》分開，現在你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麽被儒家思想推崇極至的“聖人”在《周易》裏竟然沒有出現過一次。《周易》裏有君子和小人這些道德層麵的內容，但是沒有“聖人”的概念，說明周文王喜歡君子，厭惡小人，但沒有把君子推崇到極致，也說明周文王好吃這道菜但並不貪吃。

    說到這裏大家都笑了，老耿眼淚都笑出來了，說，繞了一個大圈又轉到這兒了，你幹脆直接說周文王讚美君子，但不推崇聖人不就行了？差點把我們繞迷糊了。說罷又是一陣笑。

    高文化也笑著說，我的腦筋轉的慢，隻顧說，顧不上想，意思明白了我就不說了。說罷大家又笑。

    孔子的臉一下子又紅了，言外之意，看來聖人的出現是我孔子的錯了？盡管後來的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有很大差距，但做為儒家思想的鼻祖，孔子也很難一下子從被動的思想狀態裏適應過來，這被稱作受牽連，有時也可以叫做牽怒——不是自己的錯，但與自己有關。咱們中國人統常都很難把這兩種情況分開。追究責任時你逃脫不了幹係，究竟你有多大的責任，得看領導一句話，這就是領導的權威。而當事人統常都無力反駁，或越反駁、越倒楣、越被動，或者根本就不給你辨論的機會。很多冤假錯案就是這麽不知不覺產生的。再遇上個無良的領導，你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所以也就產生了諸如“替罪羊”的概念。如果有法可依的話就會好一些，當事人可以當庭辯論，但結果如何也不好說，得看環境，看有沒有真正法治的環境。小可我又扯遠了，不提題外話了，還說孔子。孔子多多少少有些護犢子的情節，但做為一代聖賢，受子孫後代無限敬仰，孔子本人也是很受用的，突然遇到這麽多懷疑、拷問、甚至是責難，孔子心理怎麽會好受呢？雖然以前也經常耳根發熱，但那必竟不是麵對麵，而且是遇到社會大變革，大勢所趨，何況人又不在跟前，不聽也就罷了。現在不一樣，是麵對麵，說者無心，但聽者有意，躲都沒處躲的，隻能硬著頭皮聽了。更何況老耿和高文化都是晚了多少輩的人了，又不同於在山洞裏聽周公老祖宗的教訓，可想而知孔子的處境有多難。但說到底，孔子到底是大家，心裏雖不好受但服理。這是最難能可貴的。但究竟“聖人”這個詞匯的出現是誰的錯，孔子也不甚清楚。所以孔子麵子上雖然不是很好過，但內心仍能保持一份淡定，而且也很想弄清楚其中的原委。更更何況除了周公以外，老耿和高文化對他和周公的底細都一無所知。所以孔子想到這兒，心理就更加平靜了，聽的興趣也越來越大了。

    老耿接話道，社會崇尚君子，就像人喜歡吃某種味道的食物，固然沒有錯，但把“聖人”絕對話就不對了。人吃藥看病也隻是扶正祛邪。“窮寇莫追”也是一樣的道理，都不能走極端。那麽“聖人”這個詞最早出自哪裏呢？

    高文化說道，“聖人”一詞在老子的《道德經》裏有，比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黃帝內經》裏也有，比如：《素問.卷一》有“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老子與孔子是同時期的人，《道德經》裏有聖人的詞語並不奇怪，那麽《黃帝內經》裏怎麽也會有呢？我的主張是《黃帝內經》要麽與《周易》同期，要麽更早於《周易》，所以這一點現在對我來說還是一個謎。

    老耿接話道，這個問題我現在就可以幫你解決掉。

    高文化高興地說，是嗎？那可太好了，洗耳恭聽。

    老耿會怎樣解釋有關聖人概念的衝突呢？請看下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