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中，隻有佛祖釋迦牟尼的言行記錄能被稱作“經”，而一個宗派祖師言行錄也被稱作“經”的，慧能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寶林寺改稱為中興寺，由韶州刺史重修，並以惠能新州故宅為國恩寺。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慧能圓寂於家鄉新州的國恩寺，享年76歲。六祖真身遷回曹溪，供奉在靈照塔中。慧能去世後，名位加身。唐憲宗追諡慧能為“大鑒禪師”，宋太宗又加諡為“大鑒真空禪師”，仁宗再加諡為“大鑒真空普覺禪師”，最後神宗再加諡為“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師。”

    慧能從一個不識字的樵夫，逐漸成為享譽青史的一代宗師。他對傳統佛教進行了重大改革，將達摩撒下的禪的種子培育成了參天大樹，並使之蔚然成林。

    柳宗元作《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的時間是元和十一年（816年），此時正在柳州刺史任上。其碑文分兩個部分，前一部分為序言，敘述寫碑文的由來，後一部分為讚語，介紹大鑒禪師的功績。

    在前一部分序言中，說道嶺南節度使馬總以轄區內的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給朝廷上呈奏折後，憲宗下詔諡號為大鑒禪師，安放大鑒禪師真身的塔為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皇帝詔書到達都府之後，嶺南節度使馬總組織各方人士到南華寺聚會宣告，隻見漫山遍野的上萬人到會，尤其是他的學生上千人特別踴躍，如同大鑒禪師複活，或者剛剛去世不久一樣。作者感慨，雖然佛家之說出來比較晚，“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武帝曾經向達摩征詢有為之事，受到了達摩的譏諷。達摩隱於嵩山少林寺，將他的學說“六傳至大鑒”。然後具體介紹大鑒怎麽樣得到了弘忍五祖的傳授，隱遁十六年後方才出山講法。“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唐中宗曾經慕名派使臣邀請其入宮，但未能成行，便“取其言以為心術”，當做自己修煉的座右銘。大鑒禪師的學說如今已經遍布天下，大家都認為禪宗的本源在曹溪。大鑒禪師辭世至今已經一百零六年，終於得到了當今皇帝的諡封。序言中最後一個層麵對嶺南節度使馬總做了一個敘述介紹，同時說到“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專門委派人員前來向柳宗元求取碑文。

    後一部分讚語以駢文方式書寫，基本上四言兩句為一行。從達摩“傳佛語心”開始，直指大鑒，“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大鑒在曹溪傳法，“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鹹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大鑒禪師法的精妙，一是主張人性本來就是善良的，這與儒家孟子的“性善說”相通。二是求佛在於“內鑒”，以達頓悟，不必講求“植根”、“耘苗”的過程，隻要內心與外界能夠融通，就能夠明白的進入禪的境界。唐中宗當時非常讚賞大鑒禪師法，專門了請他去朝廷講法都未能請去。如今過了一百零六年，因為嶺南節度使扶風公的上書，得到了當今天子的首肯，大鑒禪師這個諡封光耀南方大地，也推動大鑒禪師法有一個新的崛起。

    永貞革新失敗以後，柳宗元在永州對此前所為進行了深入痛苦的思辨。“統合儒釋，宣滌疑滯”（《送文暢上人登五台遂遊河朔序》），則是他經過反複錘煉所形成的思想結晶。章士釗先生評韓愈、柳宗元的異同，著重講了“韓以排佛為名高”，“柳雖尊儒，而不排雜家”，然後以柳宗元曹溪碑文為證，“自有生物，則好鬥奪相賊殺，喪其本實，悖乖***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並且指出，“合所謂生而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語本《禮記》。子厚在此，乃提出教宗一大題目，蓋孔子歿後，楊、墨、黃、老分裂其術而浮屠承其後，此教義發展程序必如是，而各教皆返本而統歸於儒”（《柳文指要》）。

    劉禹錫（772—842年）比柳宗元年長一歲，與柳宗元為同年進士，兩人命運幾乎相同，但劉禹錫比柳宗元的壽命則長了二十多年。根據劉禹錫《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前序，“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谘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誌也’。”劉文稱柳宗元為“文雄”，其寫作後於柳文三年，應當是819年所作。不過，柳文“大鑒去世百有六年”與劉文“百有六年而諡”的說法雖然一致，這裏有一個年號迭加計數的問題需要甄別。慧能是在唐玄宗先天二年亡故，是歲癸醜，下延一百零六年，應該是元和十三年戊戌，而劉文卷首“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鑒’”，柳文的寫作也是在元和十一年，這裏十一年與十三年明顯的相差了兩年。查《中國曆史紀年表》，唐玄宗先天一年的次年為開元一年，先天二年則被隱去。考李隆基初登帝位，接連出手了一套組合拳。景龍四年（710年）中宗去世時，李隆基與姑姑太平公主聯手發動政變，誅殺韋後，迫使溫王李重茂少帝遜位，李隆基父親相王李旦即位為睿宗，李隆基因功而立為太子。延和元年（712年）八月睿宗傳位太子，退為太上皇。隆基即位，改元先天，是為玄宗。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先發製人，賜太平公主死，盡誅其餘黨，改元開元。先天二年與開元元年實質上在同一年內有了重疊。然後也是因為唐玄宗，安史之亂造成天下大亂，天寶十五年出走長安、馬嵬兵變，玄宗入蜀，太子李亨靈州自行登基為肅宗，《紀年表》隻有至德元年而隱天寶十五年，這一年也有了兩個年號重疊。按，因為唐玄宗年代前後兩次出現過年號重疊，導致柳宗元、劉禹錫們都將元和十一年作為大鑒禪師去世後一百零六年得到朝廷封諡的時間節點，而不是元和十三年。

    劉文的前麵序言也說了大鑒禪師的出身與傳承，銘文除了對大鑒禪師的禪理“一言頓悟”做了弘揚，還敘說了大鑒禪師“五師相承，授以寳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發布了南能北秀的禪理差異，“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對於大鑒禪師碑文寫作的定位也是非常準確的。

    有趣的是，數百年後的蘇軾則有一番這樣的評價：“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據章士釗先生引，“子瞻曾為南華寫子厚此碑，近袁爽秋（昶）在日記中語其事：王摩詰撰《六祖能禪師碑》運用故實，圓通無跡，極駢文之能事矣，然柳子厚《大鑒塔銘》，義理精到處，似勝王作，宜東坡樂為書丹而不辭也。”又，“使來謁辭：廖注稱：東坡在韶州，曾為南華寫此碑，南華又求寫《劉夢得碑》，則堅辭不允，與上錄袁日記合。”這裏說到，蘇軾對柳子厚的《曹溪》等碑文評價很高，去了南華寺卻未見到碑刻，便為書寫柳子厚碑文，但拒絕了書寫劉夢得碑文。這可能是他對柳子厚的特別偏愛之故。因為，韓愈當年紀念柳宗元的《柳州羅池廟碑》一文，後來亦為蘇軾書寫，勒於石上。永州人將其複製於柳子廟，成為柳宗元事跡、韓愈文章、蘇軾書法的“三絕碑”。再後來柳州人重修羅池廟，又將“三絕碑”從永州複製過去，成為一段佳話。

    劉禹錫在寫過《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後，還寫了一篇《佛衣銘》，對佛衣不傳作了謳歌。其引言簡潔，“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五祖弘忍將衣缽傳付給六祖慧能時，知道已經引起了神秀及其他弟子的妒忌，在僧徒之間會有衣缽之爭。所以他在傳法給六祖慧能時說：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六祖慧能接法之後，遵從弘忍大師的教導，在傳法給弟子之時，隻傳付心法，不再傳付衣缽，免除了衣缽爭奪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