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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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迫自己看著他:“是的。”
“你父親,”他眼睛看著食物,說,“你父親愛你和愛我爸爸一樣多嗎?”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們在喀爾卡湖,哈桑的石頭比我多跳了幾下,爸爸情不自禁拍著哈桑的後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裏,看著人們揭開哈桑唇上的繃帶,喜形於色。“我想他對我們的愛是一樣的,但方式不同。”
“他為我爸爸感到羞恥嗎?”
“不,”我說,“我想他為自己感到羞恥。”
他撿起夾餅,默默地吃起來。
我們快傍晚的時候才離開,天氣很熱,讓人疲累,不過疲累得開心。回去的路上,我覺得索拉博一直在觀察我。我讓司機在某間出售電話卡的商店門口停車。我給他錢還有小費,讓他幫我去買電話卡。
那天晚上,我們躺在床上,看著電視上的談話節目。兩個教士胡子花白,穿著白袍,接聽世界各地信徒打來的電話。有人從芬蘭打來,那家夥叫艾優博,問他十來歲的兒子會不會下地獄,因為他穿的褲子寬大耷拉,低得露出內褲的橡皮筋勒帶。
“我見過一幅舊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說。
“真的?”
“那兒有座紅色的大橋,和一座屋頂尖尖的建築。”
“你應該看看那些街道。”我說。
“它們是什麽樣的?”他現在看著我。電視上,兩個毛拉正在交換意見。
“它們很陡,當你開車上坡的時候,你隻能見到前麵的車頂和天空。”
“聽起來真嚇人。”他說。他翻過身,臉朝著我,背對著電視。
“剛開始有點嚇人,”我說,“不過你會習慣的。”
“那兒下雪嗎?”
“不,不過有很多霧。你知道那座你看過的紅色大橋吧?”
“是的。”
“有時候,早晨的霧很濃,你隻能看到兩座尖聳的塔頂。”
他驚奇地微笑著:“哦。”
“索拉博?”
“怎麽?”
“你有考慮過我之前問你的問題嗎?”
他的笑容不見了,翻身仰麵躺著,十指交叉,放在腦後。毛拉確定了,艾優博的兒子那樣穿著褲子是會下地獄的。他們說《聖訓》裏麵有提及。“我想過了。”索拉博說。
“怎麽樣?”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點可怕,”我說,抓住那一絲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學會英語,等你習慣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那也讓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麽?”
他又翻身朝著我,屈起雙膝,“要是你厭倦我怎麽辦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歡我怎麽辦?”
我從床上掙紮起來,走過我們之間的距離,坐在他身邊。“我永遠不會厭倦你,索拉博。”我說,“永遠不會。這是承諾。你是我的侄兒,記得嗎?而親愛的索拉雅,她是個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會愛上你的。這也是承諾。”我試探著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點緊張,但讓我拉著。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說。
“我永遠不會讓那發生。我向你保證。”我雙手壓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淚水浸濕了枕頭,很長很久默不作聲。然後他把手抽回去,點點頭。他點頭了。
撥到第四次,電話終於接通了。鈴聲響了三次,她接起電話。“喂?”當時在伊斯蘭堡是晚上7點半,加利福尼亞那邊差不多是早晨這個時間。那意味著索拉雅已經起床一個小時了,在為去上課做準備。
“是我,”我說。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著索拉博睡覺。
“阿米爾!”她幾乎是尖叫,“你還好嗎?你在哪兒?”
“我在巴基斯坦。”
“你為什麽不早點打電話來?我擔心得都生病了!我媽媽每天禱告,還許願!”
“我很抱歉沒打電話。我現在沒事了。”我曾經跟她說我會離開一個星期,也許兩個星期,但我離開將近一個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說不要再殺羊了。”
“你說‘沒事’是什麽意思?你的聲音怎麽回事?”
“現在別擔心這個。我沒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一個我早就該告訴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訴你一件事。”
“什麽事?”她放低聲音說,語氣謹慎一些了。
“我不會一個人回家。我會帶著一個小男孩。”我頓了頓,說,“我想我們要收養他。”
“什麽?”
我看看時間:“這張該死的電話卡還剩下四十七分鍾,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找個地方坐下。”我聽見椅腳匆匆拖過木地板的聲音。
“說吧。”她說。
然後我做了結婚十五年來沒做過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設想過這一刻,害怕這一刻,可是,我說了,我感到胸口有些東西湧起來。我覺得就在提親那夜,索拉雅跟我說起她的過去,也體驗過某種非常相似的感覺。
但這一次,說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麽想?”我說。
“我不知道該怎麽想,阿米爾。你一下子告訴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聽見她擦鼻子的聲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須把他帶回家。我要你這麽做。”
“你確定嗎?”我說,閉上雙眼,微笑起來。
“我確定嗎?”她說,“阿米爾,他是你的侄兒,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兒。我當然確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頭。”她停頓了一會,“他性子怎樣?”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愛,很嚴肅那種。”
“誰能怪他呢?”她說,“我想見到他,阿米爾。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愛你。”
“我也愛你。”她說。我聽得見她話裏的笑意,“小心點。”
“我會的。還有,別告訴你父母他是誰。如果他們想知道,應該讓我來說。”
“好的。”
我們掛上電話。伊斯蘭堡美國大使館外麵的草坪修剪齊整,點綴著一圈圈花兒,四周是挺直的籬笆。房子本身跟伊斯蘭堡很多建築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們穿過幾個街區,到達那兒,三個不同的安檢人員搜我的身,因為我下巴縫著的線弄響了金屬探測器。我們最終從熱浪中走進去,空調的冷風撲麵而來,好像冰水潑在臉上。接待室的秘書是個五十來歲的金發婦女,臉龐瘦削。我自報家門,她微微一笑。她穿著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閑褲——她是我數個星期來見到的第一個沒有穿著蒙臉長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預約單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鉛筆帶橡皮擦那頭敲著辦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讓我坐下。
“你們想來杯檸檬汁嗎?”她問。
“我不要,謝謝。”
“你兒子要嗎?”
“什麽?”
“那個英俊的小紳士,”她說,朝索拉博笑著。
“哦,好的,謝謝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發上,就在接待櫃台對麵,挨著一麵高高的美國國旗。索拉博從玻璃桌麵的咖啡桌挑起一本雜誌。他翻閱著,心不在焉地看著圖片。
“怎麽啦?”索拉博說。
“什麽?”
“你在微笑。”
“我在想著你的事情呢。”我說。
他露出緊張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雜誌,還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別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說,“這些人很友善,放鬆點。”我自己才應該聽從這個建議。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動身子,解開鞋帶,又係上。秘書將一大杯混有冰塊的檸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請用。”
索拉博羞澀一笑。“非常謝謝。”他用英語說,聽起來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說過,他隻懂得這句英語,還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來:“別客氣。”她走回辦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響。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說。
雷蒙德·安德魯個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無名指上戴著結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覺像捏著一隻麻雀。這是一雙掌握我們命運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辦公桌對麵。一張《悲慘世界》的海報釘在安德魯身後的牆壁上,挨著一張美國地形圖。陽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煙嗎?”他問,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來,他低沉洪亮的聲音顯得十分古怪。
“不,謝謝。”我說。安德魯甚至都沒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說話的時候眼睛也沒看著我,但我不在乎。他拉開辦公桌的抽屜,從半包煙裏麵抽出一根點上。他還從同一個抽屜拿起一瓶液體,一邊塗抹在手上,一邊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煙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後他關上抽屜,把手肘放在辦公桌上,呼出一口氣。“好了,”他說,在煙霧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訴我你的故事。”
我感覺就像冉·阿讓坐在沙威[1]冉·阿讓(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慘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為偷東西入獄,後者是警察。[1]對麵。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國的領地上,這個家夥跟我是一邊的,他領薪水,就為了幫助我這樣的人。“我想收養這個孩子,將他帶回美國。”我說。
“告訴我你的故事。”他重複說,用食指把煙灰在整潔的辦公桌上壓碎,將其掃進煙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電話之後編好的故事告訴他。我前往阿富汗,帶回我同父異母兄弟的兒子。我發現這個孩子處境堪憂,在恤孤院中浪費生命。我給恤孤院的負責人一筆錢,將孩子帶出來。接著我把他帶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這個孩子的伯伯?”
“是的。”
他看看表,側身轉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證明嗎?”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兒。”
他轉向我,點點頭。我試圖從他臉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無所獲。我在想他這雙小手有沒有玩過撲克。
“我想,把下巴縫成這樣,該不是最近時興的證詞吧。”他說。我們麻煩了,索拉博和我,我頓時明白。我告訴他我在白沙瓦被搶了。
“當然,”他說,清清喉嚨,“你是穆斯林嗎?”
“是的。”
“虔誠嗎?”
“是的。”實際上,我都不記得上次把頭磕在地上禱告是什麽時候。然後我想起來了:阿曼尼大夫給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禱毯上,想起的卻隻有幾段課堂上學到的經文。
“對你的事情有點幫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說,作勢在他那蓬鬆的頭發上搔癢。
“你是什麽意思?”我問。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著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著我和安德魯。
“有個長的答案,到了最後我會告訴你。你想先聽個短的嗎?”
“說吧。”我說。
安德魯將香煙掐滅,抿著嘴,“放棄吧。”
“什麽?”
“你提出的收養這個孩子的請求。放棄吧。那是我給你的建議。”
“知道了。”我說,“現在,也許你可以告訴我原因了。”
“那就是說你想聽長的答案了?”他語氣冷淡地說,對我不快的語氣無動於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聖母麵前。“讓我們假設你告訴我的故事是真的,不過我非常懷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訴你一聲,我不關心。你在這裏,他在這裏,這才是要緊的事情。即使這樣,你的請求麵臨著明顯的障礙,更何況這個孩子並非孤兒。”
“他當然是。”
“從法律上來講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處決了,鄰居都看到。”我說,為我們用英語交談而高興。
“你有死亡證明嗎?”
“死亡證明?我們在說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連出生證明都沒有。”
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製定的。你生氣也沒用,你還是得證明他的父母確實去世了。這個男孩必須讓法律承認他是孤兒。”
“可是……”
“你想要長的答案,我現在正給你呢。你的下一個問題是,你需要這個孩子出生國的合作。現在,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很難,還有,引用你說過的,我們在談論的是阿富汗。我們在喀布爾沒有大使館。這使事情極端複雜,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說什麽?我應該將他扔到街頭上嗎?”我說。
“我可沒那麽說。”
“他受過**。”我說,想起索拉博腳踝上的鈴鐺,他眼睛上的眼影。
“聽到這個我很抱歉,”安德魯張口說,不過他望著我的樣子,好像我們一直在談論天氣,“但那不會讓移民局給這個小男孩放發簽證。”
“你在說什麽?”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幫忙,可以捐錢給可靠的慈善組織,或者去難民營當義工。但在現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非常不讚成美國公民收養阿富汗兒童。”
我站起來。“走吧,索拉博。”我用法爾西語說。索拉博倚著我,頭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張寶麗萊照片,他和哈桑就這樣站著。“我能問你一些問題嗎,安德魯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嗎?”
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嗎?隨便問問而已。”
他默默無語。
“我這麽認為,”我說,拉起索拉博的手,“他們應該找個知道想要孩子是什麽感覺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轉身離開,索拉博跟著我。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安德魯喊道。
“說吧。”
“你承諾過這個孩子帶他回家嗎?”
“要是有又怎樣?”
他搖搖頭,“真是危險的事情,給孩子承諾。”他歎氣,又打開抽屜,“你真想要這麽做?”他說,翻著文件。
“我真的想這麽做。”
他抽出一張名片:“那麽我建議你找個優秀的移民律師。奧馬爾·費薩爾在伊斯蘭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說我讓你去找他。”
我從他那裏拿過名片。“謝謝。”我低聲說。
“祝你好運。”他說。我們走出房間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安德魯站在長方形的陽光中,茫然地望著窗外,雙手將那盆番茄藤轉到陽光下,慈愛地拍打著。
“保重。”我們走過秘書的辦公桌時她說。
“你老板應該禮貌一些。”我說。我以為她會轉動眼珠,也許點頭說“我知道,每個人都那麽說”,諸如此類。相反的是,她降低聲音:“可憐的雷,自從他女兒死後,他就跟變了個人似的。”
我揚起眉頭。
“自殺。”她說。
在回旅館的出租車上,索拉博頭靠車窗,望著棟棟後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膠樹。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幹淨,又模糊了。我等待他問起會談的情況,但他沒問。
浴室的門關上,門後傳來水流聲。自從我們住進賓館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總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爾,熱自來水像父親一樣,是稀缺的產品。現在索拉博每晚幾乎要用一個小時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著身體。我坐在床邊給索拉雅打電話,看著浴室門下滲出來的光線。你覺得幹淨了嗎,索拉博?
我將雷蒙德跟我說過的告訴索拉雅。“你現在怎麽想?”
“我們得認為他錯了。”她說她給幾家安排國際收養的機構打過電話,她還沒發現有考慮收養阿富汗孩子的機構,但她還在找。
“你父母對這個消息怎麽看?”
“媽媽很為我們高興。你知道她對你的感覺,阿米爾,在她眼裏,你做什麽都不會錯。爸爸……嗯,跟過去一樣,他有點讓人猜不透。他沒說太多。”
“你呢?你高興嗎?”
我聽見她把聽筒換到另一隻手上。“我想這對你的侄兒來說是好的,但也許他也會給我們帶來幫助。”
“我也這麽想。”